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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照抄照转。现在有些地方贯彻上级的文件，不是从本地、本部门实际出发，而是不管效果，照抄照转。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。上级的文件是面对一定范围讲的，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一般是从普遍意义角度考虑的，一些地方的特殊情况不可能都照顾到，有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也不可能讲得很具体。这就要求下级机关和单位必须根据上级文件规定的原则、精神，结合本地、本部门的实际，提出具体的贯彻意见。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所指出的，每个层次都不单纯是个执行问题，都具有主动和被动这两重性，即对中央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，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问题的机动性，在被动中求主动。否则，对上级的文件照抄照转、“上下一般粗”，或者片面理解、各取所需，是绝对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。
二.师出无名。提出一个观点或提出一项政策，应当“师出有名”，有根有据。这种根据主要是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及上级机关的指示。不言而喻，贯彻中央部署，“根据”主要出自中央文件。按照实际需要作出的部署，也要注意有理论根据、文件根据。即把提出的意见放在当时所处的政治大格局中去考虑，使所提出的意见既符合实际，又符合当时政治大格局的要求。再一点就是对同一个问题，中央过去有指示，近期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，中央又作出了新指示，起草文件时应把新指示作为部署工作的依据。党委是管全局的，工作涉及面大，所制发的文件涉及面也相应的大。因此，做起草公文工作的同志很需要加强对上级各类文件、领导同志讲话和各方面知识的学习，以掌握更多的根据和尺度。根据掌握得多、尺度把握得准，起草文件才能得心应手。
三.无的放矢。公文为解决问题而制发，必须讲求针对性。否则，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。毛泽东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一文中把“无的放矢，不看对象”列为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，并在这一部分中巧妙地运用了一个典故，说“‘对牛弹琴’这句话，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。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，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，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。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通呢?”公文起草也要克服这个毛病，注意其针对性。很难想象，一篇毫无针对性的公文，能够打动人、影响人，推动工作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公文“份量”的标志。要增强公文的份量，做到有的放矢，起草之前，就应当首先搞好调查研究。问题调查清楚了，劲才知道往哪里使，讲问题、提对策才有针对性;政策、措施经过比较、论证，在实际工作中才能行得通，有可操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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