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国之要,首在用人。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各项目标任务,需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保证。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,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、根本性问题来抓。
好干部的标准是什么?怎样成长为好干部?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?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,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,提出了明确要求。实践中,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,围绕培养选拔好干部进行着不懈探索。
近期,本报记者分赴上海、四川、福建、河南、云南等多个省区市实地采访,与多名组工干部、党员群众、基层干部深入交流,就好干部选拔任用的关键环节、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,撰写了7篇系列报道,从今天起连续推出,敬请关注。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强调,要“坚持党管干部原则,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,构建有效管用、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,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”,凸显了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在改革中的作用与分量。
全面深化改革,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。而什么样的干部才算是好干部,才能挑起改革发展的重担?对此,《决定》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,那就是“信念坚定、为民服务、勤政务实、敢于担当、清正廉洁”的干部。
这20个字的好干部标准并不是第一次出现。早在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,习近平总书记就首次用这20个字,为好干部画了一幅“标准像”,为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选贤任能指出了明确的方向。
那么,中央为何反复强调好干部标准?这20个字的背后又有哪些深刻寓意?这样的标准如何在具体的干部工作中得以落实?这些都是各地各级组织人事部门需要深思的问题。
本来不该模糊的标准
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,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。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革命和建设实践总结出的经验。正因如此,历届中央领导集体,都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关键性、根本性问题来抓。
那么,到底应该选什么样的人,用什么样的人?什么样的干部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?
在过去,这个问题的答案曾经是十分清楚的——革命战争年代,对党忠诚、英勇善战、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;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,懂政治、懂业务、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好干部;改革开放初期,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,有知识、懂专业、锐意改革的干部就是好干部。不同历史时期,好干部的标准各有侧重,但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要德才兼备,政治上靠得住、工作上有本事、作风上过得硬、人民群众信得过。
然而,近些年来,在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头脑中,对于干部的评价标准却出现了模糊。
一些地方把好干部和拉动GDP增长画上了等号。据人民日报报道,一项研究显示,中国内地中小城市官员的升迁概率与GDP增长关系密切,GDP增速比前任提高0.3%,官员升职概率就高于8%。如果官员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上,其升迁概率是负值。这反映了这些地方干部评价上以GDP论英雄的不正确标准。
一些地方用大量的“一票否决”指标来衡量干部的好与差。一个中部省份调查显示,该省针对地方和基层的各种“一票否决”内容多达62项。从招商引资到烟酒销售,从整顿黑网吧到打击非法行医,都冠以“一票否决”之名。这让不少基层干部疲于应付、顾此失彼,甚至导致弄虚造假糊弄、重“硬指标”轻“软指标”等现象的出现。
此外,由于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影响,一些地方选出来的干部素质和能力明显不合格,甚至出了一些“带病提拔”、违规提拔的干部,致使不少同志对好干部标准的认识模糊了。
正如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所说,当前,一些干部身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,最突出的是“急躁”、“飘浮”、“跑要”。反映了有些干部党性不纯,世界观迷失、政绩观偏离、权力观错位,与好干部标准格格不入,与转型发展的要求格格不入。他们的所作所为,败坏了党的风气,侵害了正常的干部选用规则,搞乱了干部工作的导向,危害转型发展事业。
这些问题的出现,大多是缘于对“什么是好干部”这个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偏差。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,将直接影响党的执政之基。
因此,重树好干部标准,就成了当务之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