破除以药补医,需要精确的后台操作、强大的系统支持
“以药补医”多年来备受诟病,因而被看做是医改的一个关键点。针对这一顽疾,浙江全省所有公立医院从今年4月起全面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,希望从制度上根治以药养医。
上世纪50年代,由于国家财力不足,对公立医院实施了“以药补医”政策。在当时,这对保障公立医院的运行和发展,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但市场化改革后,公立医院要负担自身发展和医务人员工资的一大部分,这一阶段性措施慢慢变成长期依赖。而因为监管漏洞和投入不足,随之而来的商业贿赂、药品回扣,造成了一些医生开大处方、做大检查,不仅增加了公众看病的费用,更扭曲了医务人员的职业行为,导致医患信任的流失。从这个角度看,取消以药补医非常必要。
但要解决看病贵、看病难,恐怕不能仅仅凭这“一招鲜”。取消“以药补医”的政策能否取得预想效果,关键在于回答好“拿什么补医”的问题。
毋庸置疑,医护人员的培养成本高、工作强度大,相应地,薪酬水平也不应该低位徘徊。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之后,无论对医生还是对医院,都相当于切割掉了一大块利益。正如有段子所说,“医生让病人吃药,是为了自己吃饭”。取消以药补医可以让医生“有尊严地工作”,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医生“有尊严地生活”。更何况,还得考虑让医院“有尊严地发展”。
浙江的做法,是通过“医疗服务收费”来进行补偿,但这个费怎么收、收多少,同样是一个问题。完善好医疗服务收费的分级诊疗、分类定价、优质优价,才能用医疗服务价格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,引导医院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,最终从以药补医转向“以医养医”。如果不能解决医方潜在的创收冲动,即便是医疗服务费,也可能再次抬高看病价格,让改革的成果大打折扣。
所以,取消以药补医就像移走“浮出水面的冰山”,更多艰难的攻坚举措,还需要精确的后台操作、强大的系统支持。比如,要确保政府对公立医院基本建设、设备购置、医生收入等的投入责任,让医院能名正言顺地发展。再如,医保也需要配套改革,探索从以按项目付费为主体的医疗费用后付制,转向实行按单元、按病种、按人头支付等医疗费用预付制。同时,药品价格管理体系也有待改变,如果或是平价药“失踪”,或是药品“降价死”,看病贵的状况同样无法缓解。
以药补医的突破,绝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,更不是拆东墙补西墙。医改之所以是世界级难题,正是因为牵扯到太多复杂的利益问题。市场化与公益性的纠结,优质医疗资源需求与供给的缺口,医患之间的老矛盾,甚至是医疗过细的专业分工、病人过高的健康意识,都让医改举步维艰。因此,更需要在一步步推进的同时,增强改革的协同性,把摸石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考虑。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,要注重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耦合性。在医疗领域上,这也是重要的改革方法论。以药品零差率销售告别以药补医是关键一步,期待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措,更能带动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改革,达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,助推医疗改革的深度破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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